若對慈善寄予厚望，就好比將保健品當成特效藥一樣，非但不能治病，還有可能延誤病情，錯失治病的良機
最近，“慈善”一詞成媒體熱議，不僅僅是因為比爾·蓋茨要專職從事慈善業(yè)、巴菲特捐出375億美元的新聞，還因為它作為一種社會財富的調節(jié)機制，而被人們寄予厚望——有媒體報道指出，中國需要“第三次分配”(即慈善事業(yè)機制)來解決迫在眉睫的“貧富懸殊”難題。
媒體報道說，有專家指出，“收入分配問題已經成為破解當前經濟運行中各種矛盾的重要鎖匙。在當前貧富差距拉大的情況下，強調三次分配在當前尤為必要”。
所謂的“第三次分配”機制即為慈善事業(yè)機制。按照時下流行的說法，第一次分配是指市場分配，即“讓一切創(chuàng)造財富源泉充分涌流”；第二次分配是指政府宏觀干預之下的再分配，通過稅收杠桿調節(jié)和建立全面、系統(tǒng)、適度、公平和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平衡社會財富分配。
在這里，且不論將“慈善事業(yè)機制”表述為“第三次分配”是否有違慈善的本義，單是慈善“有助于緩解貧困、縮小貧富差距”這個論斷，就值得商榷。
近年來，隨著社會貧富差距的迅速拉大、基尼系數(shù)急劇增高，使得“貧富懸殊”成為社會經濟不容回避的焦點。治病尋病根，我們社會貧富懸殊的“病根”在哪里？是因為富人們太富有沒有捐款嗎？這顯然不合邏輯——極富、極窮群體本身就是貧富懸殊的產物，極富群體的存在是貧富懸殊的結果而不是前提。
事實上，對于貧富懸殊產生的社會根由，社會早已有公論——是資源占有的不公和創(chuàng)富機會不均等；是調節(jié)杠桿的不到位，以及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無論城鄉(xiāng)之間、東部和西部、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間的貧富差距，都和上述兩個因素相關，也就是說，和“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的制度缺失有關。
現(xiàn)在，我們對慈善寄予厚望，無異于希望慈善能夠修補“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制度的缺失。這就好比將保健品當成特效藥一樣，非但不能治病，還有可能延誤病情，錯失治病的良機。
慈善是什么？表面上，它是通過捐贈、資助等方式，消減富人的財富，是一種均富的手段。本質上，它是一種社會精神，在富人慷慨解囊，在政府或社會組織利用公共資源和影響力，為社會中的弱者提供扶助的背后，是人類對公平的理想追求和對公平制度本身的維護。
我們需要慈善，它是社會和諧發(fā)展的必要條件，慈善事業(yè)的發(fā)展能夠有效緩和各利益群體間的矛盾，減少社會在快速發(fā)展過程中的震蕩與沖突。但是，我們不能過度夸大慈善的制度替代作用。是的，如果有一份捐贈，山西太谷縣的貧窮父親就不會因擔憂付不起兒子大學學費而絕望自殺。但是，慈善捐助并不能幫助所有的貧窮父親從根子上擺脫貧困。一味地要求通過捐贈解決貧困生就學難題不僅不現(xiàn)實，而且容易讓人們忽視教育資源分配、教育收費不合理等等制度缺失導致種種教育致貧怪現(xiàn)狀。
正確理解慈善的含義，擺正慈善在社會經濟發(fā)展中的位置，才能將慈善機制的社會作用發(fā)揮到極至。這也是慈善機制與縮小貧富差距之間的關系要義。
(來源：人民日報華東時評；郝洪）
